我坐在法租界的一个小酒馆里，听一位修女说起她。她死在1940年的夏天，酒红色的旗袍，深褐色的鲜血，张狂地铺开在金绘玉彩的舞台上，像一滩谁不小心洒在了地上的红酒渍。她终其一生不过是个小人物，跌跌撞撞闯进了所谓上流社会的欢场，在纸醉金迷里撞了个头破血流，她死了也就死了，她这样的女孩儿，大上海里头有成千上万个。唱诗班里多是因为战争而丧了父母的孤儿，他们都知道她，她总是换着不同的名字，但做着同样的事情，她是一杯颓废的红酒，用醉意去换来钞票，转头都给了这群和她一样浮萍无依的孤儿。唱诗班来为她唱最后一首歌，最后修女想替她立个碑，却不知道她的真名。修女最终只在她潦草的坟包前，洒了一杯最廉价的红酒。企划“一醉一曲”第二篇《浊酒生花》上线，伦桑以低沉的嗓音讲述这个故事，这杯酒敬深陷泥垢依旧挣扎向前的人们，也敬心怀美好的我们。